上圖為2010年拍攝的北京唐家嶺地區城中村；下圖為2014年8月拍攝的環境得到改善的唐家嶺地區回遷樓
一座城市與城中村的斗爭史
城與城中村的糾葛之深，莫過于北京。在北京的城中村，你可以聽到許多人的成長史、奮斗史，也可以觸摸到一座城市與城中村的斗爭史。
80年代，外來人口催生新北京
“北京南城大紅門地區上世紀80年代開始形成浙江村，做服裝加工和批發，這是北京最早的城中村。”北京服裝學院教師楊潔告訴半月談記者。1985年后，北京商業流通領域逐步放開，包括服裝、蔬菜、建材等與居民生活息息相關的消費品可以從市場上自由采購。
楊潔說，浙江人選擇南城的主要原因是交通方便、房租便宜。以浙江溫州人為主的來京務工人員看中了大紅門地區的地理位置，陸續在這里擺地攤，抱團取暖，做起了服裝生意。
隨著浙江人聚集，這里開始有了幼兒園、菜市場、診所、理發店，甚至包括自發組織的治安聯防隊，大紅門逐步形成了獨特的“自治”社區。
幾乎同時，在北京北部的立水橋地區形成了以從事建材批發為主要營生的“福建村”。以蔬菜銷售為主的“河南村”、以裝飾裝修為主的“安徽村”也在北京逐步形成。
一位社會學學者說，是外來流動人口催生了新北京。
90年代，整治亂象與產業提升同步
如同眾多的北京城中村一樣，“浙江村”產銷的商品大大豐富了90年代的北京市場，深受北京居民歡迎。
與此同時，城中村中的問題、亂象也開始凸顯。當時有一些經營大戶以合股形式與當地鄉、村、生產隊“合作”。當地出地皮，浙江人出資金，蓋起連片的平房甚至兩層樓房，再分別出租給流動人口，由此形成了居住、生產、銷售于一體的工業大院。
1995年，時任浙江省工商局局長孫忠煥曾赴京調查“浙江村”。他回憶道，當時這樣的工業大院一共有48個，經注冊登記的常住經營戶有3萬多戶。一個院子小的可容納下1000至2000人、大的能容納下4000至5000人。以后這里也被稱為大紅門“浙江村”48個大院。
由于人口密度大，公共基礎設施和服務沒有跟上，“浙江村”出現了環境臟亂差、治安惡化的問題，“連出租車都不敢去”。1995年，北京警方以嚴厲的手段全面清理整治“浙江村”，部分商戶轉移到河北發展。
如今，孫忠煥還記得，當時的整治行動規模大，受到中央高度關切。北京市一位副市長專門帶領北京市15個部門的領導赴浙江舉行說明會。
同一時間段，產業提升成為重要治理手段。北京在浙江招商引資，歡迎浙商去北京經商辦企業，計劃在大紅門地區與浙商共同投資建造一個大市場和加工區。1995年后，北京西紅門地區開始出現大型服裝加工廠、大型服裝批發市場。“浙江村”得以正名，并走上正常的商業擴張之路。
北京的“福建村”“河南村”等其他流動人口聚集地也經歷過類似的治理過程。
新世紀，50個重點村成治理焦點
進入新世紀，北京城市快速擴張，人口激增，交通擁堵，房價高漲，“大城市病”嚴重。城中村作為外來人口的主要落腳地，種種“臟亂差”再次成為社會痛點，再度進入政府治理議程。
北京官方數據顯示，1999年北京市常住居民1257.2萬人，其中常住外來人口157.4萬人，而到了2000年，常住居民1363.6萬人，其中外來人口256.1萬人。這意味著當年年內，北京市外來人口凈流入接近百萬人。到了2010年，北京常住居民1961.9萬，其中外來人口704.7萬。
2010年，北京市宣布對50個市級掛賬整治督辦重點村進行集中整治。北京市農委的一位官員總結這50個村的特點是“人口密度高、衛生環境臟亂、違章違法建筑多”。50個村聚集了120多萬人，其中流動人口超過100萬，部分村莊人口倒掛嚴重，外來務工人員人數超過本村居民10倍。
針對這50個重點村的整治策略是“調、拆、建、轉、管”，即調規劃：安排回遷住宅樓、集體產業和基礎設施配套用地;拆舊房：陽光拆遷、先簽約先選房;建新房：嘗試先建后拆;轉居民：村民集體轉市民、與城市社保體系接軌;管服務：為新社區居民就業等提供培訓。
為了多部門配合治理重點村，北京還成立北京市城鄉接合部建設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簡稱城鄉辦)，由一名市委常委任組長，兩名分管城市建設和農村工作的副市長任副組長，一名市政府副秘書長任辦公室主任。城鄉辦定期召集國土規劃、金融、園林、城建等部門共同議事。
自2010年以來，北京在點上完成了50個重點村建設，從點到面，全面啟動了北京城市的第一道綠化隔離帶建設。政府更是不斷總結經驗，在拆遷安置補償、集體土地利用新模式、“一村一策”等方面頻頻出招，村莊社區化管理等諸多改造方法、治理手段輪番上陣。
“治城”還是“治人”，不能再徘徊
不能說北京的治理沒有效果，但城中村問題顯然沒有解決，不過是越搬越遠罷了。曾幾何時，治理中關村區域的城中村，讓大批外來人口涌至唐家嶺。當作為著名“蟻族”聚集地的唐家嶺也早已成為整潔、有秩序的大型城市社區，一批一批來京尋夢者又將歸于何處?
城市的迅速膨脹，在擠壓城中村、擠破城中村的同時，將居住于此的人群驅趕至更為外圍的城市邊緣。不少專家和有識之士指出，“治城”還是“治人”，在治理城中村思路上，有著本質的差別。如果緊盯腳下、眼前需要對付的“臟亂差”，只是鏟除了事，搬遷了事，那么城中村的人可以在另一個城市角落、另一個城中村聚集，看似不再的亂象又將死灰復燃。
“治城”無全局觀，是治標，而非治本。“城中村是發展中形成的問題，要讓居住于此的人們跟市民一樣享受到城市發展的成果。”城鄉建設專家、西安交通大學教授楊東朗說。
如今，北京不少城中村的村民被安置、能上樓，村集體土地上可試點建設租賃住房;農民變市民成股東，轉型搞起物業服務經濟。“可城中村不僅居住著原來的村民，更多的是流動著的外來人口。”一位長期關注流動人口的社會學者指出，城中村治理從“治城”轉向“治人”，重點應關注、關心外來人口和低收入人群。（記者 張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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