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發動對華經貿戰的一個所謂說辭，是給中國的經濟體制貼上了一個并不新鮮的標簽——“國家資本主義”。這種說法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中國是一個國家主導的實行保護主義和重商主義的經濟體，其主要依據是中國實行國有經濟、政府干預、產業政策，等等。其實，這不是西方第一次給中國經濟模式扣上“國家資本主義”的帽子，一些人重提“國家資本主義”論的背后，實際上隱藏著他們對中國發動經貿戰的深層次原因，即道路之爭、制度之爭。
一、誰是真正的“國家資本主義”
到底什么是“國家資本主義”？弄清楚它的內涵和實質，就可以看清一些人炒作這一話題的真相。
國家資本主義，是列寧提出的用來描述資本主義發展階段性特征的概念，表明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國家作用的不斷增強，主要包括兩層意思：一是指國家政權對企業的控制，“國家資本主義就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由國家政權直接控制這些或那些資本主義企業的一種資本主義”。二是指國家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監督和調節，“壟斷資本主義正在向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轉變，由于情勢所迫，許多國家實行生產和分配的社會調節”。按照當下“國家資本主義”論者的觀點，國家資本主義與自由資本主義是兩種截然對立的資本主義形式。然而，考察歷史事實可以發現，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從來都離不開國家的作用。在所謂“西方世界的興起”的故事中，國家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論及資本原始積累時就明確指出：英國資本積累的因素“在17世紀末系統地綜合為殖民制度、國債制度、現代稅收制度和保護關稅制度。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殘酷的暴力為基礎，例如殖民制度就是這樣。但所有這些方法都利用國家權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組織的社會暴力，來大力促進從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轉化過程，縮短過渡時間”。資本主義制度建立之后，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的原則逐步取得支配地位，但是資本主義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并沒有消退，事實上，自由貿易與保護主義、自由競爭與國家干預相互交織、此消彼長，是資本主義制度演變的一條主線。歷史上崛起的一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包括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日本等，它們在經濟起飛階段，國家對經濟發展都發揮過極為重要的作用。19世紀末，在第二次工業革命推動下，與生產社會化相伴隨的生產和資本的集中迅速發展，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進入壟斷階段，生產和經濟活動日益集中于少數大資本，產生了明顯的壟斷趨勢，特別是金融資本在經濟生活中的地位不斷提高，不僅控制了國家的經濟命脈，而且還開始掌握國家的政治權力，將其影響力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壟斷資本主義進一步轉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資本主義國家從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各個方面，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收入政策、產業政策、科技政策、環境政策和國有化等多種手段，全面介入經濟生活，對經濟的干預空前加強，與壟斷資本的結合日益緊密，資本主義的發展正式進入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20世紀8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義成為英美政府的施政理念，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受到一定挑戰，但絕沒有退出歷史舞臺。
美國雖然號稱自由市場經濟、自由資本主義的代表，但實際上，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也是十分明顯和重要的。歷史上，美國是現代貿易保護主義的發源地和大本營，從建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一直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經濟學說史上曾頗有名氣的“美國學派”，就是以其鮮明的保護主義等國家干預主張而著稱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為了自身利益開始推進貿易自由化，但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卻有增無減，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更是成為美國經濟學的主流，并一度主導了國家的經濟政策制定。比如，美國政府總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60年的26.8%上升到了2010年的41.3%；美國政府雇員數從1940年的400多萬增長到2010年的2200多萬。有研究創新問題的專家指出，作為小政府和自由市場學說的倡導者，幾十年來美國一直在技術和創新方面實施大規模的公共投資計劃，從而為自己過去和現在的經濟成功奠定基礎。從互聯網到生物技術，甚至頁巖氣開發，美國政府一直都是創新引領增長的核心驅動者。因此，美國是“企業家型國家”的典型代表，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想要模仿美國模式，它們就應該按照美國的實際行為而不是按照美國的說法去做。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之后，美國再次祭出了國家干預法寶，推出了大規模金融救援計劃和財政刺激計劃，以穩定經濟、促進增長。特朗普政府上臺之后更是大肆實行貿易保護、移民限制、產業回流等國家干預主義政策，為了實現“美國優先”的目標不惜犧牲世界各國人民的利益。
可見，所謂純粹自由市場經濟和自由資本主義其實從未真正存在過，現實存在的資本主義都與國家資本主義脫不了干系。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在其《經濟學》一書中就明確指出，在所有發達的工業化社會中，我們都看到了一種混合經濟，即市場決定大多數私人部門產品的價格與產量，而政府運用稅收、支出和貨幣管理計劃來調控總體經濟的運行。著名經濟史學者尼爾·弗格森在《我們都是國家資本主義者》一文中就指出，將中美之間的競爭歸結為國家資本主義與自由市場之間的全球制度競爭，過于簡單化，也是錯誤的。顯然，給社會主義中國、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扣上“國家資本主義”的帽子，實屬張冠李戴，這頂“桂冠”中國擔待不起。
二、“國家資本主義”論者意欲何為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歐美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陷入經濟困境，而中國等國家發展依然強勁，特別是中美之間相對實力的消長，使發達國家的內部矛盾以及在世界經濟體系中與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結構性矛盾變得越來越突出。一些國家一方面不可能對中國的快速發展視而不見，另一方面更不情愿把中國的成功歸功于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于是，一個由列寧最早提出、本來屬于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而不是西方經濟學的范疇——“國家資本主義”，竟然成了某些人拿來解釋和抨擊中國等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專屬概念。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就曾聲稱，“國家資本主義”的興起構成了對美國的經濟和戰略挑戰。美國學者伊恩·布雷默在2010年出版的《自由市場的終結：誰贏了國家與公司間的戰爭》一書中提出，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與“自由資本主義”之間的沖突，本質上是新興經濟體國家與發達國家私人公司之間的一場戰爭。2012年1月，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專門刊發了一組題為《國家資本主義的崛起》的文章。“國家資本主義”隨后還成為了達沃斯論壇的辯論主題。“國家資本主義”這一政治經濟學范疇，在西方似乎已經轉化為一個關乎制度、政治和意識形態的重大挑戰。當前美國發動的經貿戰烈度空前，其理論和輿論基點，仍然沒有脫離所謂“反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美國一些政要再次拋出“國家資本主義”的話題不過是老調重彈而已。不同的是，“反國家資本主義”思潮在一些美國政要那里似乎已經成為一種偏執理念，并力圖轉化為一系列針對中國的貿易霸凌主義政策。
“國家資本主義”論者的目的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借用所謂“國家資本主義”與“自由資本主義”的對立為資本主義辯護，并為遏制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的發展制造輿論。一方面，試圖轉移和掩蓋人們對資本主義制度深刻弊端的質疑，將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導致的資本主義制度危機歸結為“國家資本主義”的威脅。另一方面，將矛頭直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竭力歪曲、抹黑、污蔑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試圖動搖人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信心，迫使中國放棄被實踐所證明的成功道路和制度，最終遏制中國的發展。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在對待“國家資本主義”的問題上，一些國家從來都實行雙重標準：在需要國家支持以進行資本積累的時候，就大行保護主義和國家干預之道；在擁有明顯的競爭優勢時，就要求他國無條件開放市場，強行推進自由貿易以從中漁利；當其競爭優勢因后發國家的追趕慢慢消失時，又重新祭起貿易保護主義的大旗。一方面，在世界市場上利用自由貿易發揮本國壟斷資本對后發國家的優勢，竭力維護本國資本在市場、技術等方面的壟斷地位；另一方面，采取各種保護主義措施，遏制他國資本——不論是國有資本還是私人資本——的競爭、沖擊和趕超。這種經濟邏輯以意識形態“正統”自居，把競爭對手的優勢解讀為意識形態“異端”。德國歷史學派的代表李斯特用“抽梯子”的說法，對這種伎倆進行了絕妙的比喻：一個人當他已攀上了高峰以后，就會把他逐步攀高時所使用的那個梯子一腳踢開，免得別人跟著他上來。
總是有人企圖把中國納入資本主義譜系，或者想當然地以為中國搞市場經濟就會自動進入資本主義譜系。當年，中國確定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時，有些人就老是提出這樣的問題，說你們中國搞市場經濟好啊，可為什么要在前面加上“社會主義”幾個字呢，他們對這幾個字總是感到不順眼、不舒服。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越來越好的發展狀態與西方資本主義比肩的時候，他們當中一些人寧肯堅持自己既有的陳舊話語體系將中國解讀為“國家資本主義”，也不愿意承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獲得了他們不愿意看到的成功。這就是他們拋出“國家資本主義”論調的實質和邏輯所在。
三、用經濟霸權主義歪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向來把市場經濟看作自己的專屬和專利，這在西方經濟理論中也似乎成了一個“不言自明”的“真理”。但是，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是兩個不同的事物。市場經濟是一種資源配置方式，既可以與資本主義制度相結合，也可以與社會主義制度相結合。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方式和商品經濟關系方面具有共通性，比如，都要求市場主體保持平等競爭關系、具有明晰的產權關系、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等等。中國與包括美國在內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貿易和投資活動，本質上就是以市場經濟的共性為基礎的。現階段中國實行的宏觀調控政策也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符合世貿組織的各項規定。
同時必須看到，市場經濟是一個社會歷史概念，在不同的社會制度和歷史發展階段有著不同的特點。發展中國家不同于發達國家，社會主義不同于資本主義，同樣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存在所謂的“盎格魯—撒克遜模式”與“萊茵模式”的區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種新型的市場經濟，既有市場經濟的一般特點，同時在所有制結構、分配制度和體制機制等方面又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存在著根本區別。把社會制度與市場經濟、把市場經濟的一般與市場經濟的特殊混淆在一起，以政府作用和國有企業的存在否定中國實行的是市場經濟，進而認定中國實行的是“國家資本主義”，是對市場經濟錯誤的陳舊的認識。
把國有企業等同于“國家資本主義”，也是站不住腳的。國有企業是適應現代化大生產的制度形式，既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也存在于社會主義社會。事實上，國有企業最早就出現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曾掀起了規模較大的國有化浪潮，建立了一大批國有企業，遍布國民經濟的各個領域。即使在私有化高峰時期，西方國家仍然保留了相當規模的國有企業。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和深化的過程中，西方國家更是將大量企業國有化，以應對金融危機帶來的經濟蕭條，可見西方國家的國有企業也具有一定程度調節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作用。但是也要看到，社會制度不同，國有企業的性質和作用也不同。西方國家的國有企業本質上被政府背后的少數大資本家控制，最終還是為他們攫取利潤服務的。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有企業屬于全民所有，是推進國家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肩負著提供公共服務、發展重要前瞻性戰略性產業、保護生態環境、支持科技進步、保障國家安全、促進分配公平、實現共同富裕等諸多重任，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一些西方國家政要攻擊中國國有企業的根本原因，是中國國有企業不斷做優做強做大，能夠更好地為中國的發展，為中國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可靠保證，而這是他們極不愿意看到的。
把發揮政府的作用等同于“國家資本主義”，更是匪夷所思。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演變的主題，二者相輔相成、不可分割，這是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無論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都離不開政府的有效調節，包括制定市場規則、提供公共產品、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等等。所不同的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以私有制為基礎，政府是資本的代言人，服務于壟斷資本利益，因而，也就難以從全社會利益出發，對經濟社會發展作出有效調節，以克服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之間的基本矛盾，解決市場失靈和市場缺陷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政府是全體人民的代表，服務于人民利益，因而，也就能夠從社會全局和長遠利益出發，綜合運用多種手段，對經濟社會發展作出有效調控，以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總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區別，既不在于是否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也不在于要不要發揮政府的作用、要不要國有企業的存在，而在于是以資本為中心、為壟斷資本服務，還是以人民為中心、為人民服務。
一些人宣揚的“國家資本主義”論的邏輯是：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只要國家干預經濟是為私有制和資本利益服務的，那么，政府干預再多，都屬于“自由市場制度”，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只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那么，無論政府干預多少，都屬于“國家資本主義”；如果是西方國家扶持本國企業打入國際市場，就屬于“自由市場制度”，如果是新興市場國家扶持本國企業，就屬于“國家資本主義”。這是典型的經濟霸權主義邏輯。
四、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國家資本主義”問題
從歷史發展的過程看，社會主義與“國家資本主義”并非毫無關聯。在馬克思主義的視野中，“國家資本主義”是一個歷史范疇，有其產生、發展和消退的歷史條件。馬克思主義不僅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下國家資本主義的性質，而且對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國家資本主義的性質和發展前途，以及如何科學對待和利用資本主義的問題也進行了創造性的探索。
列寧最早提出了利用國家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重要思想，國家資本主義的范疇開始進入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視野。他認為，在小農占人口多數的條件下，不可能實行從小生產向社會主義的直接過渡，而應當利用國家資本主義作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促進社會主義的發展。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國家資本主義，就是能夠加以限制、能夠規定其范圍的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一種積極、有益的經濟成分，有利于增進廣大人民的利益，包括租讓制、合作制、代購代銷制和租借制等具體形式。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也提出了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思想。毛澤東同志指出：“中國現在的資本主義經濟，其絕大部分是在人民政府管理之下的，用各種形式和國營社會主義經濟聯系著的，并受工人監督的資本主義經濟。這種資本主義經濟已經不是普通的資本主義經濟，而是一種特殊的資本主義經濟，即新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它主要地不是為了資本家的利潤而存在，而是為了供應人民和國家的需要而存在。”正因為如此，這種新式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帶有很強的社會主義性質，是對人民和國家有利的。可見，這種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國家資本主義，只是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一種方式，是對民族資本主義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一種特殊形式。中國的實踐表明，一旦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國家資本主義作為一種過渡時期的經濟形式也就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退出了歷史舞臺。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從實際出發，立足中國基本國情，堅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成功開創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確立并不斷完善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性轉變。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科學指引下，中國共產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以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為方向，以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高質量發展。中國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主動參與和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采取了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創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資環境、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和主動擴大進口等一系列對外開放重大舉措，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既發揮了市場經濟的長處，又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實現了政府和市場、公平和效率、發展和穩定、自主和開放的有機結合，推動了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不僅造福了全體中國人民，也為人類的發展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成就，與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毫不相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為探索更加合理的社會制度創造出來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是人類社會制度發展史上的偉大創舉。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光明大道，決不會走什么“國家資本主義”的歧路；中國人民將堅定沿著這條已獲得巨大成功的道路團結一心、奮勇向前，從勝利走向更大勝利。（秋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