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達數十年始終堅守在經濟領域改革開放報道第一線的新華社記者生涯,讓我有幸親歷了上海從傳統體制盤根錯節的計劃經濟“大本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軌轉型,國有企業從放權讓利到脫胎換骨制度創新的改革歷程

　　1990年初,吳復民（左）采訪上海石化乙烯廠廠長、30萬噸乙烯裝置開車總指揮戎光道（右）。照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1978年底歷史性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壯闊征程。在鄧小平同志打出浦東開發、振興上海這張“王牌”的戰略決策下,上海以銳意進取的使命擔當、改革激情和創新智慧,從沉重的基礎設施欠賬和歷史包袱中成功突圍,同時把國有企業必須跨過的機制體制改革、產業轉型升級之“坎”,變成了鳳凰涅槃、重振雄風的機遇。

　　我慶幸,長達數十年始終堅守在經濟領域改革開放報道第一線的新華社記者生涯,讓我有幸親歷了上海從傳統體制盤根錯節的計劃經濟“大本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軌轉型,國有企業從放權讓利到脫胎換骨制度創新的改革歷程；親歷了被市場淘汰和主動“戰略撤退”的數千家劣勢企業“壯士斷腕”關停并轉,數百萬下崗職工從國企“斷奶”轉崗再就業的劇烈陣痛；親歷了上海人在思想引領和精神激勵下勇于革除新舊體制摩擦造成的心里失衡,在全國率先破解了“錢從哪里來”“人到哪里去”等國資國企改革難題,書寫了上海從改革“后衛”一舉躍升為改革“前鋒”,直至全國改革開放排頭兵的華彩篇章。

　　為完善國企改革起始階段的試點方案做參謀

　　1979年7月13日,國務院頒發《關于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若干規定》等五個文件,決定改革國營工業企業管理體制,給企業以“必要的獨立地位”。

　　先期開展試點的萬人大廠上海國棉17廠,是我常年聯系的蹲點企業,我當經濟記者的“第一課”便是在這家廠同紡織工人同吃同住同三班制勞動結下情誼。一天,17棉廠長用調侃的口吻向我訴苦:“不是擴大企業的自主權嗎?最好先給我一個‘權’,讓我有權不參加試點。”

　　“咦?擴大自主權不是好事嗎?企業為什么反倒不樂意?”這個出乎意外的問題一下子把我驚到了。

　　廠長給我算了一筆賬:內地一家棉紡織印染廠的設備規模相當于上棉17廠加上海第一印染廠,1978年上繳利潤2000萬元,試點后增長50%為3000萬；而上海這兩家企業的上繳利潤已經達到9000萬,在這樣高的基數上增長顯然難度很大。但國務院試點方案卻規定企業在增長部分按同樣的百分比提取利潤,根本抹殺了企業勞動生產率的高低和對國家的貢獻大小,挫傷了先進企業的積極性。

　　我再深入到其他試點企業調研,發現這項擴權試點方案確實存在諸多問題:“鞭打快牛,保護后進”,使先進企業吃虧；用“一刀切”的辦法按1978年水平計算企業利潤基數留成率,造成企業“苦樂不均”；倘若1978年企業沒有得到國家撥給的企業科研和技術培訓費,那么,以后這方面的費用就沒有來源等等。

　　此外,我在調研中還發現,這次擴權試點方案與國務院同時安排企業進行的內部各項基礎工作整頓不銜接、不配套,企業內部整頓的成果缺乏經濟手段來鞏固。上海柴油機廠柴油機車間曲拐小組的例子就很典型。這個小組原來加工曲拐廢品率達5%,當年頭4個月報廢損失達3.8萬元,可供小組人員發一年半工資；而在進行內部整頓推行全面質量管理后,廢品率逐月下降,加上產量提高,同樣4個月至少掙回了3.8萬元,企業卻無權給職工發一分錢獎勵。職工抱怨:“浪費可以,節約無獎。”

　　在40年以后翻閱當年采寫的文字資料,真有恍如隔世的感覺。國營企業被僵化的企業管理體制死死管住:“買醋的錢不能買醬油”“有錢買棺材,沒有錢買藥”“浪費有理,堵漏不行(企業上一個堵漏小項目也要層層報批)”,企業不過是主管部門的附屬物,沒有經營自主權。企業和職工干好干壞一個樣,內無動力外無壓力,效率呈下降趨勢。

　　顯然,擴大國營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是企業“久旱逢甘露”的好事；但是要把好事辦好,取得調動企業積極性的預期成果,改革試點方案必須進行較大的修改、完善、充實。刻不容緩,我立即采寫調研報告于1979年9月1日發往總社。9月8日,胡耀邦同志就在我的這篇內部調研報告上作出長篇批示:“20多年來,由于我們把主要精力糾纏在政治運動上,我們大家對經濟問題都沒有鉆進去。”“我們現在拿出來的一些改革方案,有的還要進一步完善,有的還要大改,這是毫不奇怪的。因為集中全黨、全國人民的正確意見還要有一個過程。因此,在這個問題上,決不能怕麻煩。”胡耀邦同志強調:“情況是不斷變化的,歷史是不斷發展的,我們的經濟管理還要隨情況變化而變化,隨歷史發展而發展,而不能一勞永逸,一成不變,不能思想僵化。”

　　遵照領導指示,國家經委、財政部會同有關單位修改完善了擴大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試點方案,并充實了鞏固企業基礎工作整頓成果所必需的配套措施。這項改革試點方案的設計團隊感謝新華社的調研為他們“當了參謀,做了智囊”；推進了起始階段的國企改革從局部試點到全國推廣。

　　為推動全國首家特大型國企股份制改制鼓與呼

　　地處杭州灣畔金山衛的上海石化總廠,是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為“解決全國人民的穿衣問題”,于1972年批準引進設備興建的石油化工化纖聯合企業,是分社確定我駐廠蹲點的調研基地。

　　在遠離上海市區76公里的萬畝海灘上圍海造堤打樁建廠的艱苦歲月,我同建設者們一起住在昏暗潮濕的“豬公館”上下鋪,成為“金山拓荒牛”大軍的一員。我深感在現代化企業蹲點不懂技術不行,突擊看書惡補石油化工知識,到最早引進的8套生產裝置逐一拜師,勤學苦記,很短時間就能用化學反應方程式默寫出石油原料裂變成化纖、塑料和各種化工制品的工藝流程,由此在總廠上下結交了一批知心朋友。

　　回首往昔,我從心底里感恩當年有機會扎根基層深入調研,廣泛接觸民眾,遇到不同意見能再調研、再求證,再問計,從而真切了解實情,讓我有底氣尖銳地反映上海石化在新舊體制碰撞中面臨的各種困難矛盾。譬如,1979年4月10日的《上海石化總廠該不該由紡織部獨家經營?》反映了部門分割造成石油資源難以充分利用,得到李先念副總理的重視批示和國家計劃委員會、體制改革委員會領導的強烈關注。隨后發表的一組三篇調研報告,被認為是國務院于1983年組建中國石化總公司以確保石油資源利用率最大化“最早的輿論準備”。又如,我國引進的第五套30萬噸乙烯裝置究竟建在哪里曾經長期爭論不休,拖久不決。我的調研報告有理有據,中央領導在報告上批示:“我贊成早下決心,這一方案比較有利!”落戶金山,一錘定音。

　　隨著對國企改革從放權讓利、利改稅到承包經營、“仿三資”步步深入的追蹤調研,由傳統國有企業經營管理體制的弊端、政企不分、所有權和經營權不分、權責利不統一引發的咄咄怪事,越來越引起我的關注,我于上世紀九十年代采用“擬人法”做標題采寫的《豈能讓“好人”不得“好報”》系列調研反映:國有企業雖然被拋進了市場經濟的海洋,卻沒有真正取得市場經營主體的地位；“政府既是婆婆又是老板”,對企業的評價、考核、管理有悖市場經濟的運營規律。譬如優勢企業主動兼并重組同行業的虧損企業,用自己的利潤和資本金幫助被兼并企業提升技術檔次,調整產品結構,結果,國企增利國資增值的利益都歸國家；被兼并企業的歷史債務、人員安置都要優勢企業承擔,有的還被債務人告上法庭。一位拿到法院傳票的經營者向市領導直言:“好人”忍辱負重為國家做好事卻不得“好報”,以后誰還敢做“好人”?

　　這句反映企業對國家的貢獻、經營風險與經營收益嚴重脫節不合理狀況的“大白話”,多次被時任上海市委主要領導引用,成為上海推進“產權制度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生動形象的詮釋和動員”。1992年6月6日,我撰寫的調研報告《上海石化總廠為國有資產增值50多億元卻咽下苦果,進行股份制改革企業才能盡快擺脫困境》,之所以能打動國家相關領導部門為這家特大型國有企業進行股份制改制亮起綠燈,就因為我在上述調研中對國有企業必須進行產權制度改革有了痛徹心扉的感受。

　　說起來,這顆苦果還是企業顧全局、算大賬、自告奮勇釀造的。我國引進的第五套30萬噸乙烯裝置雖然獲批落戶上海,但這套閑置7年的裝置直到1986年6月才戴上國家“七五”計劃重點項目的桂冠,卻得不到一分錢的投資,國務院只給出了“利用外資”這一政策,建設資金完全靠企業自行向國內外舉債籌措。這種情況在我國基本建設歷史上尚無先例。上海石化以國家利益為重,決定以破釜沉舟、敢為天下先的勇氣超越自我,為振興民族工業,義無反顧走出這條新路。

　　我用一系列扣動人心的對比反映了企業因此遭遇的不測:上海石化含辛茹苦五年、耗資66.7億元建成了以30萬噸乙烯工程為主體的第三期工程,使國家在石化總廠的固定資產從48億元上升到100多億元,翻了一番；使標志石油化工水平的我國乙烯產量上升到世界第8位,躋身世界石油化工大國行列；使總廠每年實現的利稅從13億元上升到20多億元,國家抱個“金娃娃”。然而,企業卻因為舉債建設,背上了沉重的債務包袱,債務的平均年利率為12.35%,遠超企業的投資收益率；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高達75.4%,失去了發展后勁。世人把上海石化總廠稱為“金山”,比喻它對國家所做的突出貢獻。然而,局外人誰能想象,“金山”因主動承擔這項建設項目陷入怎樣的困境!

　　我在上海石化蹲點親眼所見,整個建設期間始終險象環生。每天承擔的債務利息就達40多萬元,壓得人喘不過氣。最緊急時,幾十億元的建設項目出現過賬面資金只有7000元、庫存水泥只有5噸的險情。為保證工程建設,總廠不得不從上到下“勒緊褲腰帶”:暫停建設工房,壓縮過年過節的副食品供應,職工、家屬踴躍認購愛廠儲蓄,連孩子們的“壓歲錢”、準備辦結婚酒席的錢和獻血的營養費都拿出來融入建設資金。當工廠毅然決然走上自籌資金建設的艱辛之路時,未曾料到以后五年還發生了市場化采購的原材料價格上漲,原油提價、美元對人民幣匯率上升等種種不利因素疊加,企業不得不舉新債還舊債,先后共發行了8期企業債券。而當工程全部建成以后,增值的50多億元的家當全部歸國家所有；而借高利貸利滾利最終近100億元的債務,則全部歸企業自借自還。產品被“指令性”計劃全部收走,價格還被管得死死的。

　　上海石化總廠廠長王基銘是聞名遐邇的“王鐵人”式的勞動模范,也是我很敬佩的一位摯友。讓人殫精竭慮的企業困境,反過來大大拓展了這位“鐵人”廠長的宏觀思路。他牢牢抓住深化改革這條主線,孕育出一項大膽的改革方案:創新企業制度,對企業進行股份制改制,實行企業經營機制的根本轉換,從根子上理順產權關系,使企業真正具有自我累積、自我發展的活力!

　　從1984年4月起,我國啟動了股份制改革試點,但社會上對股份制的爭議還是比較大,試點局限在中小企業進行,大企業是沒有的,更不用說關乎國家經濟命脈的特大企業。但我確信改革總是在突破僵化保守中向縱深推進的。鄧小平同志1992年1月在深圳談話中指出:“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這一指示更讓我在反映企業的改革呼聲中融入了充沛的感情和冷思考。

　　我花很大工夫用心采寫為上海石化進行股份制改制鼓與呼的調研報告,中央相關部門領導閱后紛紛向國家體改委主任陳錦華詢問情況,對企業的改革要求表示同情和理解。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批示指出,金山要求進行股份制改革的理由,新華社的調研報告寫得很清楚、很充分,我們的態度是兩個字:贊同。國務院副總理鄒家華批示:“上海石化總廠進行股份制試點是一件大事,一定要搞得規范。”1992年9月9日,國家正式批準上海石化總廠進行股份制試點,這是我國批準試點的特大型企業的第一家。陳錦華主任指出,“在國民經濟命脈企業,國家財政支柱企業,(當時)銷售收入占全國第7位的特大型企業,進行股份制試點,這個意義非同小可。”

　　給只想從股市“圈錢”的試點企業最及時的清醒劑

　　上海石化總廠肩負著中國第一批特大型國有企業規范化股份制改制試點和股票境內外發行上市試點的重任。由單一的國家所有制向混合所有制過渡,在國家控股的前提下,讓國際資本和社會公眾擁有中國支柱企業的部分產權,這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是中國推進改革開放的重大舉措。因此,國家國家體改委特別強調了“規范”兩字,要求改制的標準、程序、目標都必須規范；不僅要同國際股份制企業接軌,還要為全國股份制改制的推廣提供樣板。

　　從一開始,上海石化總廠領導就下定了“不辱使命,對標國際、從難從嚴要求”的決心:眼光向外,刀刃向內,真刀真槍實干,決不允許夾雜任何“土特產”“走過場”和“舊瓶裝新酒”。

　　深知上海石化進行規范化股份制改制的示范價值和樣板意義,我從國家批準試點之日起便進駐企業進行跟蹤調研,結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首先是改革的艱難程度大大出乎我的想象,我發現,股份制改制和境外上市是一項艱巨、復雜,陌生、浩繁的系統工程,它涉及到法律、會計制度、產權界定、資產評估、業績審計、企業重組、發行上市等一系列特定的專業內容,而實施這每一項“專業內容”,都需要“傷筋動骨”,甚至“脫胎換骨”。同時,改革在企業引起的震蕩也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在上海石化20年的建廠歷史上,從來沒有這么多的金山人像這次進行股份制改制那樣,經受如此深刻的思想沖撞。遠離上海市區的11萬人口海濱小城那一份背靠大樹好乘涼的寧靜,一下子被打破了。當許多金山人還來不及慶賀企業走上改革新路時,已經開始埋怨,“盼星星盼月亮盼來的股份制改革,革到自己頭上了!”

　　記得,股份制改制前期基礎工作的艱難程度,就讓上海石化的當家人始料不及。當年中國尚未頒布《公司法》,會計制度與國際會計準則相距甚遠。為了真實披露上市公司的會計信息,必須進行全廠性的清產核資、資產評定估算、業績審計、盈利預測和驗證確認等股份制改制的基礎工作。按照國際慣例,總廠遵循“公開透明”的原則,經過多次招標,反復權衡,請來了國際權威的會計師事務所和資產評估機構,在這些機構派出的境內外持證會計師、律師、評估師等各類專業人士總計200多人的領導、監管下,對企業所擁有的各類資產,包括60多億元固定資產、流動資產、長期投資和無形資產,進行全面的清理、清查登記和核實。

　　金山人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的場面:這200多位境內外專業人士駐在廠里100多天,幾乎把企業的“家底”來了個兜底翻。企業除了技術秘密,從1990年至1992年,三年里的經營狀況全部暴露無遺,無密可“保”。與此相比,以往的一切“大檢查”都顯得“黯然失色”,金山人形容此時有一種“被剝去衣服”的感覺。

　　一位境外會計師在煉化部查賬,晚上9點鐘爬到貯罐頂上去查看貯量記錄,然后和值班人員的記錄進行對照。鋼材也不是一堆一堆估數,而是逐一用磅秤稱重量。幾乎每位會計師都想出了種種抽查、跟蹤追查和突擊對賬的辦法,在100多天里,他們抽閱的賬目足足裝滿兩個20平方米的房間。而為了轉換會計報表,與國際會計制度接軌,總廠還把百余名財經大學畢業生和基層年輕的財會人員組織起來,讓他們“一對一”拜駐廠境內外專業會計師為師,一起對賬,邊學邊干,通宵達旦整整忙活了4個月。

　　境外這些專業人員這樣做,是因為對自己核查后出具的業績審計和盈利預測等證明負有嚴肅的法律責任。金山嚴密的基礎管理經得起檢查,令境外人士心服口服。然而,金山職工在感情上卻不舒服,對處處受人監督有失落感,覺得是“出了錢找麻煩”,“自搬石頭自砸腳”。

　　1993年1月,境內外的股票主承銷商和法律顧問、評估師相繼進廠,他們也帶來了嚴格按上市規則、上市要求辦事的嚴謹作風。境外股票主承銷商美林證券公司和法律顧問在掌握了大量的資料后,向總廠廠長王基銘直接提出138個問題,要求對每個問題都有明確的答復、批文、合同或有效證明。這138個問題便是138道特殊的考題,其中頭號考題“企業重組”,就在金山引起不大不小的“地震”!

　　上海石化總廠是一家集生產、生活服務、社區管理為一體的聯合企業,承擔著整個石化地區11萬人口的政府性、社會性職能,是“企業辦社會”的典型。隨著企業和社區規模不斷擴大,屬于政府和社會職能的開支每年遞增20%左右。當年企業常以“除了飛機場和火葬場樣樣具備”而引以為豪,但這一昔日的自豪,而今變成了“改革的對象”；吸引69%職工安居“金山”的“大福利”,變成了沉重的“包袱”。按照國際慣例和股份制改制及境外上市的要求,必須進行企業重組,將總廠一分為二,把“直接生產經營性資產”和“非直接生產經營性資產”兩塊嚴格分離。很顯然,社區管理的一大塊和從事建設、施工、設計、生活服務等“非直接生產經營”的一大塊要統統從主體剝離出去,組建為國有企業性質的金山實業公司；然后將分立改組后直接生產經營性資產的總廠主體,改造為上海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這一改革非同小可!這兩大塊的“剝離”就像血淋淋的“外科手術”,兩刀“砍”下去,“本是同根生”的兄弟分流到不同所有制的企業里；許多人“痛”得嗷嗷直叫,哭的、鬧的不在少數。但這“刀”必須砍下去,因為只有改變11萬金山人的生計都維系在56套生產裝置上吃“大鍋飯”的局面,才能實現較高的資本利潤率,使國家和社會公眾股東取得較高的投資回報。

　　實際上,這138道考題中每一“答”,都需要領導拿出“刀刀見血”,“不怕得罪人”的勇氣。比如,向長期作為金山大優勢的“大福利”開刀:終止福利分房,要住在金山的石化職工自己買房住；終止福利付費,要石化職工支付與上海市區接軌而高出以往許多倍的水電煤費等等,都在金山上下引來一片牢騷滿腹、責怪埋怨。雖然平時,職工也在埋怨“平均主義、大鍋飯”,但真正要把“大鍋飯”端掉,讓大家“分灶做飯”,還是牽腸掛肚舍不得,有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痛苦,嘆息股份制改制讓“背靠大樹好乘涼”的“安全感”沒了!

　　所有這一切思想觀念的沖撞、習慣勢力的阻擋和金山人自身的“水土不服”,總廠和金山地區腳踏實地啟動了以“自我革新,自我超越”為目標的“換腦筋工程”。

　　可喜的是,金山職工的觀念有了重大轉變,不再把股份制等同于募股集資,開始有更大的視野和擔當:規范化股份制企業必須對自己的一切經營行為、經營后果負責!如果還抱著計劃經濟下的“大福利”不放,就不配做堂堂正正國際上市公司的員工!股份制改制由此成為上海石化革除平均主義、大鍋飯等一系列配套改革相繼出臺的契機。

　　這次調研使我的心靈受到極大的震撼。在最初我對金山人的某些不爽“感同身受”時,我意識到自己對國企改革的知識和經驗落伍了,不夠用了。我像王基銘廠長一班人一樣如饑似渴地在這場改革的大課堂學習,不斷用新知識充填和提升自己。同時,我意識到,必須在這項改革進行過程之中而不是大功告成之時,就向時刻關注著特大型企業規范化股份制改制試點的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報告；把純國有企業改造成國際上市公司,企業必須經歷脫胎換骨的艱難過程。

　　1993年3月15日,我的一組三篇內部調研報告,翔實反映了上海石化總廠在股份制改制中著力轉換企業經營機制的艱難歷程,初步成果和值得借鑒的經驗體會。這組調研報告受到國家體改委等領導部門的高度重視,轉發給全國大型股份制規范化改制試點企業參考。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镕基批示說:“上海石化進行股份制改制,把企業翻了個個兒,吃了不少苦頭。這是真正的股份制改制。股票上市容易,股份制改制不容易。”

　　隨后改寫成的公開報道《金山,“翻了個個兒”——上海石化規范化股份制改制紀實》,加“新華社編者按”,用通稿形式向全國報紙、電臺、電視臺供稿,得到熱烈反響。這份調研報告對于只想從股票上市中“圈錢”謀得好處,而不想規規矩矩進行改制的企業,是一帖最及時的“清醒劑”。

　　中央領導的批示和輿論界的支持,對于在改制中倍感艱辛的金山人是褒獎和有力的鞭策。經過不懈的努力,1993年6月29日,國家股占56%、國際資本和社會公眾占股44%的上海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宣告成立。艱苦卓絕的規范化改制,終究取得了世界的認可,7月6日,上海石化在香港及全球成功地發行了16.8億H股,并于7月26日在香港聯交所掛牌上市,同時以三級ADR(托管憑證)方式直接在美國紐約交易所掛牌上市,成為中國首家同時在上海、香港、紐約上市的中國企業,這是歷史性突破!上海石化成為當時中國第一家走出國際、走向世界、跨入國際性上市公司行列的企業!

　　為破解“錢從哪里來,人到哪里去”難題提供上海模式

　　在我采寫的國企改革報道中,社會影響最大的,是1996年8月21日的一組兩篇反映上海創建“再就業服務中心”受托管理下崗職工的調研報告。它們不僅受到黨中央、國務院主要領導的高度重視,認為上海這一創舉是對全國國企改革的重要貢獻；轉發公開報道后,“再就業服務中心”被國家勞動部和聯合國勞工組織譽為“國企改革的經典之作”并作為“上海模式”在全國大規模推廣,還在相關國際會議上進行介紹,廣泛受到好評。

　　1991年9月,在黨中央專門研究如何加快搞活搞好國有大中型企業問題的工作會議上,上海市向黨中央請纓,要求在上海進行搞好國有大中型企業的綜合試點,并向黨中央立下“軍令狀”:在保證上交國家財政金額一分不少的前提下,由地方統籌安排,進行“率先改革、自費改革、自主改革”。這一請求很快獲得黨中央的批準。

　　要搞活搞好國有企業,“錢從哪里來”“人到哪里去”是兩大繞不過去、必須破解的難題。當時,上海的地方財政正陷入“赤字”窘境,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后5年,上海預算內工業企業的利潤從80多億元下降到30多億元,經濟效益出現大面積“塌方”,既缺乏“率先改革”的寬松環境,也缺乏“自費改革”的物質條件。然而,上海決策層決心牢牢抓住黨中央打出開發浦東、“把上海搞上去是一條捷徑”這張“王牌”的歷史機遇,在憂患中自強,從危機中奮起。那種“寧可選擇風險,絕不錯失良機”,一定要為推進全國的國企改革“殺出一條新路”的堅韌不拔和改革熱力,讓我們分社記者受到極大的激勵。我們的報道沒有停留在“錢從哪里來”的具體操作層面,而是始終著力于反映上海如何把解放思想、轉換觀念作為轉換機制的“頭道工序”,破除自我禁錮、自己卡自己的條條框框,從而在全國率先建立了“自借自用自還”的投融資創新機制:有序利用土地批租,靈活運用BOT方式(外資投資特許經營權項目),勇于吸納資本市場資金；同時在全國率先建立國有資產管理創新機制,提出了“立足于整體搞活國有企業”的改革思路,發揮國有資產可以合理流動、優化重組的優勢,大規模推動國有資產存量跨行業地從低回報向高回報領域轉移,市區大規模“退二進三”,將置換的房產得益作為國家資本金注入國企幫助其“金蟬脫殼”“化繭為蝶”。

　　與解決“錢從哪里來”的難題相比,把國有企業長期積累的冗員減下來,而且不在企業滯留,要幫助他們在市場上實現再就業,這是國企改革中更為棘手、更加復雜、敏感的一個難題,是上海推進改革中面臨的兩難選擇:如果不痛下決心分流冗員,讓國有企業輕裝上陣,上海將痛失良機；但如果對人員分流問題處理不當引發社會震蕩,改革和發展都無從談起。唯有創新思路探索建立“兩全其美”的新機制,才能破解兩難矛盾。

　　1994年下半年,時任上海市市長的黃菊率團去德國考察,有一個叫“托管局”的機構引起了他的注意。這是東德西德合并后出現的臨時機構,主要托管原東德的失業工人,既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又進行就業培訓,最后幫助他們就業。1995年伊始,已升任上海市委書記的黃菊對國有企業改革難題進行調查時提出,德國“托管局”的思路可以借鑒,但上海與德國的情況有很大的不同,上海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社會就業機制很不健全,加上冗員數量大、技能單一,對市場就業的心理承受力差,靠政府“托管”是背不動的,必須“多管齊下”,形成社會合力,為下崗職工離開企業到社會再就業建立“安全通道”。我隨上海主要領導和相關部門領導,對于破解這一難題開展了長達一年多時間的專題調研。

　　通過調查研究和精心設計,一個創新模式逐步清晰:由政府支持、社會資助、集團公司出面,構建一個化解兩難矛盾的社會中介組織“再就業服務中心”。它受托管理本集團公司下屬國有企業富余人員,使他們不再滯留在企業,讓企業得以轉換經營機制；同時,又沒有把企業富余人員向社會一推了之,讓他們在“中心”有一二年的緩沖時間,從而在技能和心理上做好走向市場的準備。對于這個創新的機構,在調查座談時人們就給予許多比喻,有的把它比作一座“橋”——這頭連著企業,那頭連著社會,職工從這頭走向那頭,就完成了重新就業；又有人把它比作“輪渡”,讓不肯輕易與企業“斷奶”的國有企業職工安穩地“擺渡”到勞動力市場,接受市場的選擇。這個創新模式既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使企業生生死死、職工上崗下崗逐步成為一種常規,并最終走向市場化就業；又具有中國的社會主義特色,使整個過程充滿溫馨,成為一項“民心工程”。

　　上海決定,這個模式率先在昔日功勛卓著而今沉疴在身的紡織和儀電兩個傳統產業構建。最終形成政府、企業、社會共同出資的穩妥辦法,各方承擔三分之一,使進入“中心”的分流職工不僅能接受技能培訓,還能按時足額領到基本生活費,而且醫療、養老保險和轉崗培訓經費也得到保障。

　　“出口通暢”,是“再就業服務中心”順利運作的關鍵。上海市政府形成了“動員全社會力量,廣開再就業渠道”的總體思路。長期擔當“搖錢樹”角色的紡織業首當其沖,必須在產業升級調整中把250萬棉紡錠壓縮到75萬錠,把55萬職工壓縮至16.5萬,幫助“紡嫂”再就業一時成為上海的“愛心工程”。1995年“空嫂”一詞橫空出世,上海航空公司到紡織系統招收了18名空中乘務員。大張旗鼓宣傳下崗女工飛上藍天,向社會展示,下崗職工中有的是人才；也讓下崗職工“抬起頭來”體面再就業。緊接著,巴士公交、尋呼臺、地鐵、超市相繼到紡織系統招工,“巴嫂”“呼嫂”“地嫂”“商嫂”應運而生,下崗職工從二產向三產轉移顯示出極大的空間。市領導仍不滿足,又通過下基層調研,在社區服務、環境服務、家政服務領域發現巨大的潛在的勞動力需求,認為可以把職工再就業與加強社區建設結合起來“一舉兩得”。當時有人說,這太“小兒科”了,黃菊卻笑稱:“小兒科是醫院的重要科室。”他先后看望了上海電子管三廠的伊人編結社、楊浦區總工會家政服務隊,鼓勵他們開拓新的就業門路,并定義這種社會化服務為“非正規就業”,還總結出臺了相關的扶持政策。到2000年,上海“非正規就業”人員已超過10萬。上海創造的“非正規就業”模式與上海出臺的鼓勵政策與上海首創的“再就業服務中心”相配套,同樣得到國家勞動部認可,并推廣到全國。

　　1996年7月25日,紡織、儀電兩家“再就業服務中心”掛牌在即,當時兩個“中心”已經吸納近萬名下崗職工并著手對他們進行再就業技能培訓。“再就業服務中心”是促進國企機制轉換、產業結構調整、保障社會穩定的“助推器”和“減震器”。1995年,因為人員無法安置,儀電行業早就資不抵債的企業沒有一家實施破產,紡織行業有幾家企業進入破產程序也難以終結。“中心”啟動僅半年,儀電和紡織分別有3家和15家企業順利破產終結,產業升級的步伐明顯加快。“再就業服務中心”又是培訓人才的加油站。進入“中心”的下崗職工都有追求重新就業的動力和壓力,紛紛接受計算機、財會、烹飪、裁剪等技能培訓和考核,有些受“托”人員僅3個月便找到再就業崗位。當下崗職工平穩地大規模離開企業進入“中心”再擺渡到市場,新舊體制就開始啟動深刻的轉軌:企業從“辦社會”轉向“社會化”;職工從“單位人”轉向“社會人”；職工原有的醫藥費報銷等基本保障也逐步從企業轉移出來,轉變為社會化保障,進而逐步構建起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

　　考慮到上海這項創新關乎國企改革全局的重要分量,總社刊發了我采寫的一組兩篇內容翔實的調研報告。兩稿引起黨中央、國務院領導高度重視,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和國務院副總理吳邦國對上海的探索給予充分肯定,并要求在紡織、儀電試點的基礎上擴大試點,形成完整的經驗,以便向全國推開。

　　此后的實踐,證明了上海決策層關于突出的社會矛盾往往具有“階段性”的預見。至2000年2月,上海最后一批成建制下崗職工從國企分流完畢,“再就業服務中心”隨之結束了作為“橋梁”的歷史使命。它們與業已培育成熟的勞動力市場相配套,轉換成職業介紹和技能培訓中心,開始履行新的社會服務職能。而此時,凝聚著上海人的創新智慧,受到國際勞工組織崇高評價的“上海模式”,已經在上海支撐百余萬產業工人平穩有序地離開國企走向市場重新就業,完成了超過一個中等城市人口規模的就業崗位大遷徙。（特約撰稿吳復民）

　　■作者小傳

　　吳復民：1942年生于上海,1964年從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進入新華社上海分社任經濟記者。高級記者,新華社首屆“十佳記者”獲得者。曾任第九屆、第十屆上海市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2009 年當選“新中國60年上海百位突出貢獻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