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鹽史富甲蜀中，國難之際穩定民心，兩度“濟楚”居功至偉

　　川南:一粒井鹽的滋味傳奇

　　▲晚清時期在自貢釜溪河邊等待運送井鹽的船隊的照片。新華社資料片

　　▲《布滿井架天車的小城》，2005年入選“20世紀華人攝影經典作品”。孫明經攝

　　我長久地凝視著一條船。一條被黑白照片定格的船。資料上說，它長14米、寬2米多。看上去，和工業革命前航行在內河的木船并沒有太大區別。不過，如果足夠仔細的話，你會發現，這條船就像被一只無形的大手擰過一樣，船頭向左偏，船尾向右歪，形成了船頭船尾相反方向的小傾斜。

　　一條普普通通的小船，為什么要設計得如此標新立異呢?1938年，當孫明經站在高處俯瞰時，他吃驚地看到，腳下的河面上，成百條造型奇特的木船擁擠在一起。赤祼上身的搬運工，喊著低沉的號子把一包包用竹篾捆扎的貨物搬上船。孫明經連續不斷地按下了快門。

　　那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艱難歲月。隨著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大片國土淪陷，國民政府不得不從南京遷都重慶，四川成為肩負民族復興重任的大后方。

　　那一年，27歲的金陵大學教師、攝影家孫明經領受了一項任務:到距離重慶100多公里的一個縣，拍攝一種特殊物資的生產。他要用影像告訴全國人民，只要這個地方存在，那種因日軍占領沿海而供應出現困難的物資，就會從這里源源不斷地生產出來并通過木船運往各地。

　　這種特殊物資就是食鹽，人類一日不可或缺的食鹽。

　　這個出產食鹽，并在戰爭年代穩定了軍心和民心的地方，就是四川富順。

　　自遠古開始，食鹽，就在川南富順書寫了一頁頁有滋有味的歷史傳奇。

　　從梅澤鑿井到“川鹽濟楚”

　　美國留學歸來的竺可楨見多識廣，他在考察富順井鹽時，也非常感慨地在調查報告里說，“游子初抵此者，聞各處鹽井機械叮當之聲，以為身入歐美工廠矣，此在我國罕見而在內地不啻鳳毛麟角”

　　富順和鹽的結緣，得從一頭小鹿和一個叫梅澤的獵人說起。

　　據《富順縣志》記載:公元3世紀末葉的西晉太康年間，一天，富順土著梅澤出門打獵，他看到一頭小鹿在飲用石縫中流淌出來的泉水。聽到人聲，原本機警的小鹿居然不為所動。梅澤很奇怪，掬起一捧泉水嘗了嘗。泉水又咸又苦。他鑿井300尺，地下涌出大量高濃度的鹵水，于是燒制成鹽。

　　因發現鹽泉有功，梅澤死后，后人立廟紀念，朝廷也追封他為通利侯、金川王。在富順縣城的三岔路口，聳立著一棵巨大的黃桷樹。據說，那就是梅澤發現鹽泉的地方。昔年野獸出沒的森林，早已演變成人煙稠密的城市。只有遠古的石碑和鹽井街這樣的地名，表明它曾經和鹵水、食鹽勾連在一起。

　　不過，近年的考古證明，早在梅澤之前200多年的東漢章帝年間，富順就拉開了井鹽開采的序幕。

　　富順位于一片遠古內海的邊緣地帶，上萬年的氣候變遷和地質作用，這里發生了滄海桑田的變化:遠古內海因四川盆地的抬升而逐漸縮小并消失，內海里豐富的鹵水和鹽巖等含鹽物質以及天然氣隨之沉埋地下。

　　將近兩千年的井鹽開采史上，富順的井鹽中心，最早位于今天的縣城一帶，也就是梅澤發現鹽泉的地方。其中，最知名的首推富世井。史稱:“劍南鹽井，唯此最大”。這口井每月生產食鹽3660石，折合200多噸，足夠12萬人食用一年。

　　更為得天獨厚的是，高丘和低山之下，不僅蘊藏著豐富的鹵水，還伴生大量天然氣。因此，富順的許多鹽井既產鹵，也產氣。利用同一鹽井開采出的天然氣作為煮鹵的燃料，就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富世井從東漢時期鑿成生產，一直到明朝正德年間才停廢，歷時達1400年之久，堪稱世界上生產時間最長的鹽井，大約有六、七十代人食用過它出產的鹽巴。《舊唐書》中說，“縣界有井，出鹽最多，故曰富世。”北周年間，當朝廷決定在這里建縣時，富世井不僅是縣境的核心區域，甚至也成為富順縣名的由來。唐朝時，因避李世民之諱，富世縣改名富義縣；宋朝時，又因避趙光義之諱，富義縣改名富順縣，并沿襲至今。

　　明朝中后期，富順縣城一帶的井鹽開采已持續上千年，漸漸呈式微之勢。就像文明總是薪火相傳、代代相續一樣，當縣城的井鹽開采走向沒落之際，縣城西北方的自流井鎮一帶，一個更大的井鹽基地正在形成，這就是后來聞名遐邇的自貢鹽場。

　　在富順，當地人向孫明經介紹井鹽時，總會津津樂道于“川鹽濟楚”。那么，什么是“川鹽濟楚”呢?它和富順又有何關系?隨著時間深入，孫明經漸漸明白了“川鹽濟楚”四個字所蘊含的，乃是富順這座邊遠縣份最為驕傲的花樣年華。

　　自古以來，中國鹽政就實行定點運銷。某地出產的食鹽只能就近銷售到政府指定地區，不得越界。這樣，即便富順出產的食鹽質優價廉，即便生產能力巨大，也沒法獲得更多的市場份額。

　　到了19世紀中葉，富順井鹽終于迎來了它的第一個黃金時期。1851年，洪秀全在廣西發動太平天國起義。兩年后，太平軍攻陷武昌，順水東下，定都南京。長江中下游的江西、安徽和江蘇均被太平軍占領。太平天國的橫空出世，造成江淮出產的海鹽無法像歷朝歷代那樣通過水運上溯到湖南、湖北兩省，而兩湖地區基本不產鹽。短短時間里，兩湖鹽價飛漲，人民飽受淡食之苦。對此窘境，清政府下令，把富順井鹽調往兩湖銷售。這就是“川鹽濟楚”。

　　富順井鹽一下子獲得了比以往至少大兩倍的產品傾銷地，而豐富的資源和成熟的技術，也使越來越多的投資者把目光瞄準到了井鹽開采。

　　井鹽開采的主要動力除了人力就是畜力。據載，鼎盛時期，富順鹽場常年擁有生產用牛達10萬頭。若以單位面積計算，富順曾是中國大地上生產用牛密度最高的地方。

　　從咸豐年間朝廷下令“川鹽濟楚”延至此后的同治年間，極盛時，富順井鹽除滿足本地需求外，絕大多數都遠銷省內各地及云南、貴州、湖南和湖北諸省的200余個州縣。鹽井集中的富順縣自流井鎮，也成為19世紀中國最大的手工業工場和世界最大的井鹽生產基地，被人稱為“富庶甲蜀中的川省精華之地”。

　　1887年，美國傳教士弗吉爾·哈特訪問了自流井鹽場，這里的繁盛景象令這位資本主義國家的知識分子大為震驚，他在文章中寫道:“許多木制井架隱隱可見，巋然屹立，這不可想象的中國景象，在帝國其他地方也難以見到……此時，我們在全世界能夠再找到一個規模這樣宏大的企業嗎?”

　　美國留學歸來的竺可楨見多識廣，他在考察富順井鹽時，也非常感慨地在調查報告里說，“游子初抵此者，聞各處鹽井機械叮當之聲，以為身入歐美工廠矣，此在我國罕見而在內地不啻鳳毛麟角。”

　　太平天國被剿滅后，富順井鹽失卻了兩湖市場，鹽業生產相對萎縮。隨著上世紀30年代日本對中國的入侵，當沿海一帶相繼失陷，海鹽運輸受阻時，海鹽傳統銷售地兩湖地區以及西北部分省區如同太平天國時期一樣，又一次面陷淡食之苦。于是乎，富順井鹽在國難中迎來了新的歷史機遇。這就是第二次“川鹽濟楚”。

　　第二次“川鹽濟楚”給富順井鹽帶來的發展甚至超過了第一次。原因在于，這一次需要食用川鹽的民眾比第一次更多，行銷區域更廣。另外，此時的生產技術也較19世紀有了較大改進。當時的《大公報》報道說:“抗戰期間，沿海淪陷，大后方軍民幾乎完全仰仗四川的井鹽，……供應民食，居功至偉，但也因為有這種千載一時的機會，鹽場的繁榮也賴以飛躍進展。”

　　中國最繁忙的河流

　　在中外交通史上，歪腦殼船是一個了不起的發明。著名科學史專家李約瑟任英國駐重慶辦事處官員時，專程到釜溪河考察，并把歪腦殼船寫進了廣為人知的《中國科技史》

　　即便不是“川鹽濟楚”的非常時期，富順各鹽場所產井鹽90%以上也是供應外地。它的傳統銷售區為四川、云南和貴州等地，而進入“川鹽濟楚”的非常時期，銷售區則擴展到兩湖地區和西北部分省區。當時，井鹽要運抵這些地方，其運輸方式不外乎兩種，其一是依靠人力和畜力的肩挑背馱，其二是依靠水運。不論從運輸能力還是運輸成本考慮，水運都是最科學、最經濟的。

　　井鹽外運的生命線，就是釜溪河。釜溪河別名榮溪河，屬于沱江右岸一級支流，在富順縣李家灣注入沱江，干流只有70多公里。但就是這不起眼的70多公里，卻在從清朝康熙年間到上個世紀60年代內昆鐵路的內江至宜賓段通車以前的200多年間，充當了井鹽外運的最主要通道。是故，人們又給它取了另一個名字:鹽井河。統計數據表明，清初，通過釜溪河水運的井鹽占生產總量的70%，清末為80%，抗戰時期則上升到90%以上。

　　毫不夸張地說，這條河曾是全中國最繁忙、最重要的河流之一。極端年份里，大約有將近十分之一的中國人必須依賴這條水淺灘多的小河:他們一日三餐必不可少的食鹽，都是通過這條小河遠道而來的。

　　釜溪河流經丘陵和低山，河道狹窄，卻總是帆檣云集，密如蟲蟻。這也就出現了一個老大難問題:如果上、下行船只一旦迎頭相撞，就會造成卡船；一旦卡船，滿載鹽包的下行船勢必大量堵在河中。如此一來，整條河就會癱瘓。

　　令人窘迫的地理條件，導致了一種形制奇特的木船應運而生。它，就是讓孫明經感到驚奇的船身扭曲的木船。它的學名叫櫓船，民間習慣稱它歪腦殼船。

　　歪腦殼船乃是富順船工針對釜溪河特點悟出的天才發明。他們利用釜溪河中行船規則不論上行還是下行，一律都走左邊的特點，把船頭統一做成從右向左歪，把船尾統一做成從左向右歪。

　　這樣，當這些船頭都向左歪的木船在河道上行駛時，就不會向右歪到對向船只的航道上去。即便偶爾發生上下行船只相撞，也會因大家的船頭都是向左歪而各歸左邊；如果上行船或下行船從后面撞到同向行駛的前船的船尾，同樣也會因船尾向右歪的原理而回到左邊，不會造成堵塞。

　　一條歪腦殼船有6個船艙，最多可載鹽450包，大約50噸左右。最遲在清朝后期，歪腦殼船就已漂滿釜溪河，成為富順井鹽外運的主角。偶爾，有些歪腦殼船從釜溪河進入沱江再進入長江，下行到湖北，湖北人對這種奇特的船只很感興趣，給它另外取了個名字:川歪子。

　　其實，他們不知道，如果沒有這些看上去其貌不揚的木船，兩湖地區千家萬戶的主婦們，一定會為無鹽之炊發愁。

　　歪腦殼船僅僅在幾十公里的釜溪河上航行了不到100年，就因公路和鐵路的修建而退出歷史舞臺。但是，在中外交通史上，歪腦殼船卻是一個了不起的發明。著名科學史專家李約瑟任英國駐重慶辦事處官員時，專程到釜溪河考察，并把歪腦殼船寫進了廣為人知的《中國科技史》。另一個英國學者的著作《揚子江上的船舶》里，歪腦殼船是重點描述對象。至于中科院出版的《中國造船史》，直接把歪腦殼船的照片用作了封面。

　　那些名與姓俱不可考的歪腦殼船的發明者們，他們肯定不曾想到，他們天才的技藝，將會把歪腦殼船從釜溪河的淺水中，一直航行到中國科技史這片浩蕩的大海。

　　如果說歪腦殼船的發明，天才地解決了釜溪河航道狹窄、容易卡船的問題的話；那么，對滿載鹽包的歪腦殼船來說，釜溪河還有一大先天不足，那就是發源于丘陵地帶的釜溪河水量很小。雨季尚好，到了冬春，水落石出，吃水很深的歪腦殼船無法行動。

　　為此，富順人在釜溪河上游的河道上，修筑了一條臨時大壩。當河水積蓄到足以把攔水壩里的全部歪腦殼船沖到下游并進入沱江時，就開壩放水。放水日，千百條滿載鹽包的歪腦殼船順流而下，一天時間便可跑完近百公里水路。放水前，官方要事先張榜公示確切日期及時間，以便船家做好準備。放水那天，兩岸人聲鼎沸，鑼鼓喧天，竟形成了一個僅次于春節的節日:放水節。

　　距富順縣城僅幾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古老的鎮子，名叫鄧關。釜溪河就在鄧關附近匯入沱江。從上游駛來的歪腦殼船運載的鹽包，一般都會在這里轉運到更大的貨船上，以便進入沱江和長江，開始它們更為漫長的旅途。

　　孫明經考察井鹽時，鄧關的年吞吐量即達10萬噸以上，其中90%為食鹽。如此大量貨物的轉運，使鄧關成為富順乃至川南地區最重要的水陸碼頭。三線建設時期，國家把包括原化工部晨光化工研究院在內的一批重要企業布局在這里，就是看中了兩水交匯的水運與水源。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隨著內昆鐵路內江至宜賓段的建成，以及幾條公路的先后通車，釜溪河的航運作用漸漸喪失。如今，曾經繁忙的鄧關碼頭，已經沒了貨船的身影，只有一些小小的打魚船，還漂蕩在布滿水草的江面。

　　插向大地深處的竹子

　　簡單的工具和人力，要將堅硬的巖石鉆出碗口大小、深達數百米乃至上千米的深井，需要的是繩鋸木斷、水滴石穿的持久耐心，以及耐心之后雄厚資本的支撐

　　雪白的食鹽被盛進竹制的鹽包送上歪腦殼船之前，它們原本是潛藏于大地深處的高濃度鹵水。如同那只叢林中的小鹿和那個叫梅澤的獵人品嘗過的那樣，鹵水又咸又苦。又咸又苦的鹵水從大地深處汲取出來后，就進入了制鹽程序。

　　起初，制鹽工藝很簡單，只要把鹵水盛進鹽鍋，熬干結晶成鹽就行。但這樣生產出的鹽色澤偏黃，味道偏苦。后來，經過不斷改進，終于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工藝，生產的食鹽不僅色澤潔白，而且滋味純正。

　　眾所周知，以來源劃分，食鹽可以分為海鹽、池鹽和井鹽三種。海鹽也就是傍海煮鹽，只需把海水煮干，就能獲得粗糙的鹽巴；池鹽產于內陸鹽湖，開采也較為方便。唯有井鹽，必須艱難地鑿井汲鹵。

　　中國井鹽開采的源頭，可以上溯到先秦時期。據載，最早開采井鹽的人是秦國蜀郡太守李冰，也就是那位修建都江堰，從而造就了“水旱從人，不知饑饉”的天府之國的著名水利專家。與修建都江堰相比，發明井鹽開采毫不遜色，甚至更為重要。因為，這是一項影響了人類此后生產生活進程，進而改變了地球面貌的偉大發明:正是以井鹽開采技術為藍本，才有了近現代的石油開采，人類才得以進入以汽車、飛機為標志的后工業時代。

　　1835年的一天，富順西北一座叫阮家壩的小山下，一口幽深的鹽井里，黑色的鹵水源源不斷地噴涌而出。又一口鹽井大功告成。在場的人們無不失聲尖叫，歡呼雀躍。尤其是那些鑿井的工匠們，更是激動萬分。因為，為了鑿出鹵水，他們整整工作了3年。

　　一直到180多年后的今天，這口古老的鹽井依舊還在生產，還在向我們奉獻潔白的鹽巴。它的名字叫燊海井。

　　不過，那些衣衫破舊的工匠，他們不可能知道的是，他們用3年時間打出的這口井，如果按西方的長度單位計算，已經深達1001.42米。

　　他們同樣不可能知道的是，他們3年的努力，不僅讓地下的鹵水噴涌了180多年，而且一不小心就創造了一項世界紀錄:這是我們星球上第一口超過千米的深井。

　　與之相比，當時西方國家的鉆井技術遠遜中國。1838年，美國打成120口井，平均深度只有110米；直到燊海井鑿成10年后，西方鉆井的最深紀錄也只有燊海井的一半:518米。

　　如此卓越的鉆井技術，《中國鉆探科學技術史》總結說，“清代井鹽鉆井技術、深鉆井技術在自貢地區獲得了重大的技術突破，它被國內外學術界譽為‘現代鉆井之先河’，無愧譽稱為中國的第五大發明。”

　　富順井鹽開采史上，從古代直到上世紀初，開鑿鹽井的方法都十分原始，稱為沖擊式頓鉆法。即用一種形如米舂的設備，利用杠桿原理，把鉆頭固定在竹制的碓頭上，人力踏動碓梢，帶動鉆頭頓擊將巖石粉碎。

　　簡單的工具和人力，要將堅硬的巖石鉆出碗口大小、深達數百米乃至上千米的深井，需要的是繩鋸木斷、水滴石穿的持久耐心，以及耐心之后雄厚資本的支撐。

　　富順地處川南，氣候溫暖濕潤，適合竹類生長。多年摸索中，價格低廉的各類竹子成為井鹽業的重要原材料。

　　鉆井時，一根接一根的竹子嵌套著鉆頭深入千米以下的地心；固井時，粗大的楠竹打通內節，首尾相銜，成為世界上最早的套管隔水工藝；淘井時，成百上千根輕質的杉木用竹條扎牢，構成一架架高達百米，直接云天的天車；運輸時，把竹子的關節打通，再一根根連接起來，并用竹篾包裹，就成為輸送鹵水和天然氣的管道。至于外運的鹽巴，它們被裝進竹制的鹽包，一包接一包地搬上整裝待發的歪腦殼船，最終抵達它們的目的地:千千萬萬中國人的廚房和餐桌。

　　縣轄鎮升格省轄市

　　自貢建市20多年后，當共和國實施三線建設時，由于巨量的井鹽和地火般運行的天然氣，以及良好的工業基礎和城市設施，大批三線企業被布局到這里。追根溯源，這都是井鹽創造的奇跡。歷史的鏈條上，每一代人的努力都是承上啟下的不可或缺的一環

　　3個多月里，孫明經和他的助手奔走于各大鹽場，他們用一臺16毫米柯達特種攝影機和一臺120型蔡司依康相機，攝制了大量一手影像。對孫明經來說，富順原本是與他的生命軌跡沒有交叉的異鄉，但經過這100多天的拍攝，他對這個遍地鹽井的地方有了充分的了解，并產生了由衷的敬意。他撰文說，“地球上很少有哪個城市，地下既埋藏著豐富、優質的鹽鹵，又擁有大量易于開采的天然氣。”

　　對富順井鹽的了解越深，孫明經也就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日軍鐵蹄下，在這個依靠殘山剩水同瘋狂的侵略者進行殊死拼搏的國家，此刻，正是這個邊遠小縣，承擔著第二次“川鹽濟楚”的偉大使命。

　　孫明經帶著他在鹽場拍攝的素材回到重慶。他最終交出的成果是一部22分鐘的紀錄片，一部動畫片和800多張照片。當這些珍貴影像在重慶公開時，它的確起到了預想的安撫民心、鼓舞士氣的作用:有富順及鄰近鹽場的存在，日本人以為只要斷了海鹽來路，陷于淡食恐慌中的中國人就會不戰而屈的虛妄不過春夢一場。

　　自流井是富順管轄的一座鎮，它得名于一口鹽井。這口井中的鹵水，由于地面低于承壓水位，不用人工提汲，鹵水就自行流到地表。當以富世井為代表的富順縣城一帶的鹽井開始凋敝時，自流井躍升為最主要的鹽場。為了管理鹽務，政府在自流井長駐一名縣丞，作為富順縣政府的派出機構。

　　貢井的得名，也源于一口鹽井。此井所產食鹽質量上乘，充當過進獻皇室的貢品。歷史上，貢井也是富順管轄的一座鎮，后來劃歸相鄰的榮縣。盡管分屬兩縣，但作為鹽場，自流井和貢井從來都緊密相連。

　　1916年，作為富順縣管轄的一座鎮子，自流井的富庶令人驚訝。一個叫樵甫的人看到:“自八店街以上，各鹽號櫛比鱗次，錦繡繁花。每當夕陽西下，粉黛笙歌，洋洋盈耳。金融活動，流通現金，立可集數十百萬元。行商坐賈，肩摩踵接，不亞于通商大埠。”

　　正是地下埋藏的難以計數的鹵水和天然氣，使得這里自清朝中葉以來，就成為全國最重要的鹽業基地，而進入上世紀后，發展更為驚人:1938年，全國共計產鹽2322.9萬擔，四川854.6萬擔，占全國36.79%，自貢產鹽456.8擔，占全川53.45%、全國19.67%；當年全國鹽稅收入13859.7萬元，四川3273.5萬元，占全國23.62%，自貢占全川80%。

　　在這片充滿咸味的土地上，七成以上居民依靠鹽業為生。古老的人工采鹵制鹽需要大量人力物力。除了直接服務于鹽井的工人外，那些間接為鹽井服務的有數倍之多。當時的記載說:“擔水之夫約有萬。”“行船之夫數倍于擔水之夫，擔鹽之夫又倍之。”“鹽匠、山匠、灶頭，操此三藝者約萬人。”“為金工、木工、石工、為雜工者數百家，販布帛、豆粟、油麻者數千家，合得三四十萬人。”

　　總之，借助于第二次“川鹽濟楚”的歷史時機，自流井和貢井已成為舉足輕重的工業基地。舟車輻輳，商賈云集，人口增長，形成了“商店與井灶錯處，連鄉帶市，延袤四十里有奇”的繁華局面。就在孫明經前往鹽場拍攝時，自流井和貢井的官商們正在籌劃一件影響深遠的大事，那就是獨立設市。

　　1938年5月5日，四川省政府正式決定成立自貢市政籌備處。次年秋天，自貢市政府宣告成立。1942年8月13日，國民政府正式批準。

　　從桑麻連綿的農村到井架林立的鹽場，再到舉足輕重的四川第三大城市，自貢市從富順縣的脫穎而出，是一種化蛹為蝶的飛躍。

　　一個千年古縣孕育了一座新興的工業城市，造就這種嬗變和傳奇的，就是大地深處日夜奔涌的鹵水。

　　1999年，曾經風華正茂的孫明經已經去世，他的女兒孫建秋踏著父親當年的足跡，從北京來到自貢，尋訪父親的鏡頭定格過的那些古老而又新奇的事物。時隔半個多世紀，孫建秋眼前呈現的，不再是他的父親注視過的那個簡陋卻生機勃勃的中國最大的井鹽工場，而是一座街道寬闊，高樓林立的現代都市。

　　當井鹽帶來的繁華已經消失，作為一座百萬人口的千年古縣，富順，它所創造的最大奇跡，除卻兩度“川鹽濟楚”支撐半壁河山外，便是以下屬的自流井鎮為主體，建立了四川省第三座省轄市。自貢建市20多年后，當共和國實施三線建設時，由于巨量的井鹽和地火般運行的天然氣，以及良好的工業基礎和城市設施，大批三線企業被布局到這里。追根溯源，這都是井鹽創造的奇跡。歷史的鏈條上，每一代人的努力都是承上啟下的不可或缺的一環。

　　井鹽孕育才子之鄉

　　1942年，鹽工們響應《新華日報》發出的獻機運動倡議，節衣縮食，購買了兩架飛機，分別命名為“鹽工號”和“鹽船號”。這大約是曾經飛翔在中國天空的最獨特的兩架飛機了，它們的源頭，甚至可以追溯到梅澤看見小鹿的那個陰涼濕潤的午后……

　　鹽業需要技術，需要資金，需要管理，需要市場和流通，這些迥異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傳統農業社會的東西，對千百年人來富順人的性格、心胸和處世態度都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作為有著兩千年開采歲月的井鹽基地，鹽業的發達使富順人眼界開闊，崇文尚禮，對文化始終抱有一種異乎尋常的重視。

　　富順老城中心，聳立著一座始建于北宋的建筑。在我國現存宋代建筑中，它以保存完好、規模宏大和建筑精美著稱，那就是富順文教的象征:富順文廟。

　　文廟又稱孔廟，是為祭祀大教育家、大思想家孔子而修建。唐太宗時期，下令“天下學皆各立周、孔廟”。此后，文廟在全國遍地開花。到宋、明時期，幾乎每一府、州、縣所在地，都修建了紅墻黃瓦的文廟。

　　自6世紀北周年間建縣起，到北宋初年的近400年間，由于地處偏遠，僚漢雜居，富順雖有井鹽之盛，卻文風未開。宋仁宗年間，學者周延俊任富順知監，他興學校，辦教育，他任職期間，富順終于破天荒地出了第一個進士。全縣士民歡欣之余，集資修建了氣勢恢宏的文廟。

　　全國的所有文廟，絕大多數都不僅用于祭祀孔子，還是讀書人寒窗苦讀的地方學府所在地。泮池的天光云影，大殿的午后風涼，欞星門的朝暉夕陰，都牽掛著眾多讀書人悲欣交集的人生。

　　大多數地方的文廟，都會立一塊碑，稱為雁塔碑。中了進士，他的名字就會刻在上面。有宋一代，在富順文廟雁塔碑上留名的進士有67人。

　　明清兩代，富順井鹽蓬勃發展，文風也因之興盛，全縣興辦了多家規模不等的書院，一舉成為川南數十個縣里文化教育最發達的地方。史書稱“才子甲西蜀”，民間則有富順才子的美譽。

　　才子一詞，始于《左傳》，原指德才兼備者。科舉時代，人們把經過嚴格考試，獲得進士和舉人資格的讀書人稱為才子。科舉廢除后，才子則是對學問和文化超群者的尊稱。

　　明朝270多年間，富順考中舉人474名，其中獲第一名即解元的就有9人；另有268名貢生被選入朝廷國子監讀書。最高級別的會試和朝考中，取得進士資格的有134人，約占四川全省的十分之一，居全川第二。

　　明代的富順才子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晏鐸和熊過。晏鐸是景泰十才子之一，躋身于明朝中期公認的全國十大詩人行列。熊過獲評西蜀四大家，與他一同列入四大家的包括明朝著述最豐富、影響最深遠的大學者楊升庵。

　　清朝260多年間，富順考中舉人237人、進士34人。自宋代至清末，被收錄進《四庫全書》《四川通志》等書中的富順才子著作，據不完全統計，有120部以上。清代大學者、龔自珍的外祖父段玉裁曾出任富順知縣，他評價這個文風鼎盛的地方:“縣帶洛而衿江，山氣佳秀，曲午以后，文物稱最盛。”

　　經濟的繁榮往往能帶來文化的自覺，對富順來說，鹽業的發達就帶來了富順人對文教的重視。對文教的重視不僅造就了富順才子這一特殊群體，同時，還使富順人見多識廣，易于接受新生事物，骨子里有一種濃烈的以天下為己任的家國情懷。

　　清朝末年，當船堅炮利的列強紛紛染指中國，大好河山面臨豆剖瓜分之際，一大批仁人志士努力探尋救亡圖存的道路。戊戌變法就是一次旨在進行資本主義改良的倡導學習西方，改革政治、經濟和教育制度，發展農工商業的運動。但是，這場運動遭到了以慈禧為首的保守派的扼殺，變法僅103天就失敗，因而又稱百日維新。

　　變法失敗后，北京菜市口刑場上，為中國近代史上這次最重要的政治改革和思想啟蒙而捐軀的六個人中，有一個名叫劉光第。他，就來自富順。劉光第不僅是有眼光的改革家，同時也是同光之際的重要詩人、學者和書法家。

　　與劉光第同時代的宋育仁則是中國早期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家，被譽為四川歷史上睜眼看世界第一人。宋育仁中進士后出使英、法、意、比四國。任期里，他著意考察西方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并策劃維新大計。

　　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后，宋育仁甚至以一己之力，著手組建一支雇傭軍，打算從澳大利亞偷襲日本本土，以求奇兵制勝。這一謀略因清政府急于媾和而夭折后，他回國創辦報紙，開啟民智，成為四川報業鼻祖。

　　富順人的家國情懷不僅表現在劉光第和宋育仁這樣的士大夫身上，對廣大普通民眾來說，家國情懷同樣是一種義不容辭的責任與擔當。

　　鹽業的興旺發達，造就了許多鐘鳴鼎食的鹽商家族。他們生活優渥，文質彬彬，但國難當頭時，他們往往都能挺身而出，與國分憂。抗戰期間，一個叫余述懷的鹽商，以個人名義向國民政府捐款1200萬元。

　　1200萬元是個什么概念呢?當時，西南聯大教授的薪水在國內屬于頂級的，月薪約為600元。余述懷這筆捐款相當于20000位西南聯大教授的月薪總和。另一個叫王德謙的鹽商，捐款1000萬元。雙雙打破全國個人捐款的最高紀錄。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從底層打拼起家的余述懷沒受過多少教育，卻畢生都對文化心懷敬畏。他熱心教育，曾捐款2000多萬創辦中學，還曾捐款400多萬修建川大實驗樓。

　　至于社會底層的鹽工，他們的家國情懷同樣炙熱感人。1942年，鹽工們響應《新華日報》發出的獻機運動倡議，節衣縮食，購買了兩架飛機，分別命名為“鹽工號”和“鹽船號”。

　　這大約是曾經飛翔在中國天空的最獨特的兩架飛機了，它們的源頭，甚至可以追溯到梅澤看見小鹿的那個陰涼濕潤的午后……

　　如今，井鹽與富順漸行漸遠，如同那些喊著號子搬運鹽包的船工，如同那些注定要被科技史收藏的歪腦殼船。他們與它們，都成為檔案里一張張發黃的黑白照片。

　　1938年，孫明經來到富順時，他發現高聳在他面前的天車，竟然比當時中國最高的建筑——上海國際飯店還要高出一大截。當地人津津樂道的是，日軍飛機轟炸鹽場，密密麻麻的天車讓日機誤以為是某種新型防空火炮，嚇得倉皇逃竄。孫明經被天車吸引，拍攝了一幅《布滿井架天車的小城》，它如今已入選“20世紀華人攝影經典作品”。

　　今天，隨著傳統井鹽開采的沒落，見證了富順繁華歲月的絕大多數天車都已消失。但是，作為一種浸入血脈和文化的傳統，那些因井鹽而書寫的歷史記憶及其影響，依舊源遠流長。

　　當昨日的大戲悄然落幕，新的精彩也會應運而生。（聶作平）(孫明經攝影作品均由孫健三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