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小小的村委會，內墻、外墻上的宣傳板、宣傳牌、門頭牌、門牌有上百塊，層層疊疊密密麻麻。可為了讓自家的牌子、板子掛在顯眼處，有上級部門開始爭奪村委會墻上的“C位”。基層干部說，哪個部門的工作都很重要，哪個都惹不起，為了應對部門檢查，只好誰來檢查就掛誰的牌子。不僅牌子要掛正，戲更要演好。
“牌子太多，掛不過來，只好疊起來掛上”
走進北方某省的一間村委會辦公室，半月談記者看到墻上掛著的宣傳板、制度牌特別惹眼，滿滿當當幾乎占據了四面墻上所有能掛東西的地方。
其中一面墻上，掛著好幾塊關于人民調解工作流程的宣傳板，把人民調解宣傳板掀起來，就是關于民兵預備役工作的宣傳板。村干部說：“墻只有四面，可牌子太多，掛不過來，只好疊起來掛上。”
除了掛在墻上的，還有擺在墻邊暖氣片、窗臺上的。“實在太多了，表都沒地兒掛了。”村干部說。
這些大小不一的宣傳板關乎不同部門的工作，包括人民調解、綜合治理、陽光救助等眾多內容。此外，村委會門口還懸掛著道德講堂、農家書屋等七八個較小的門牌匾。
根據各級各部門檢查的頻次不同，這些牌子、板子也分了三六九等，受到分類對待：重要的掛墻上，次要的放在辦公櫥柜后，另外有些擱在地上，還有一些堆在倉庫里，上面都落了一層灰。
盡管墻的面積有限，可很多部門都要求制度上墻，如何平衡不同部門的牌子擺放，著實讓基層傷透了腦筋。
一名基層干部對半月談記者說，上級部門要求道德講堂里掛的牌子要有孔子像，但辦公室里空間受限，就擺放在墻的下半部分，結果來檢查的不滿意，要求放在更高更顯眼的位置。
為了讓本部門的工作內容在基層顯得更重要，有的部門甚至開始“搶占”基層辦公室墻上的好位置。有一次，一名干部下基層，正好看到基層辦公室剛剛粉刷過墻。于是，他指著墻上正中央的位置說，這地方他要了，過幾天掛他分管工作的宣傳板。他事后對半月談記者說：“只能先預定下，因為各部門都要往上掛……”
掛好牌子演好戲，一房多用今天養老明天賣貨
半月談記者調研發現，受辦公場所面積所限，為了滿足不同部門的“有相關場所、制度上墻”等要求，基層普遍采取的應對辦法是：哪個部門來檢查，就掛哪個部門的。同時，一房多用，按需所取，既得掛好牌子，更得演好戲。
在東部某村委會辦公室，幾間辦公用房的門牌標簽上分別寫著“院長辦公室”“休息室”等。村干部告訴半月談記者：“別看今天是院長辦公室，明天可能就變成超市。”
原來，休息室、院長辦公室的牌子是為了滿足民政部門檢查驗收幸福院工作的要求。但當另一個部門來檢查愛心超市扶貧工作的時候，休息室里的床、院長辦公室里的辦公桌椅都會被搬出去，把貨架子搬進來，把各種物資擺上。
為了滿足上級檢查要求，村里除了頻繁搬動桌椅、更換門牌簽，還要更新墻上的宣傳欄。該村村干部說：“制度不上墻，檢查驗收就不好過關 。”
各級不同部門到村里檢查工作一般不會停留太久，但村里為了迎檢所做的更換門牌簽、搬桌椅貨架、準備檔案記錄等工作會讓基層干部忙得四腳朝天。
有村干部告訴半月談記者，有時上午來一個部門檢查，下午又來另一個部門檢查。為了折騰這些，經常中午飯都來不及吃。
掛好牌子演好戲，絕不能敷衍了事，要“入戲”。一名基層干部說，為了讓臨時拼湊成的超市更加真實，有時候還要組織人員來購物。
制度上墻不是目的，上心才是關鍵
當前，各地實施了多樣化舉措，不斷深化改革，推動治理力量向基層一線下沉，取得了一定的社會成效。
但多位受訪的干部和專家認為，治理力量下沉絕不是僅讓制度掛在墻上，而要探索如何將更多資源、服務和管理放到基層，否則良好的初衷可能會讓基層形式主義抬頭。
多名受訪基層干部反映，宣傳欄、宣傳牌等大都是為了應付檢查，平時并沒有人關注，群眾很少看，因此并沒有起到實際作用。
不僅如此，就一項工作來說，不僅需要一套牌子，還需要有一套完整的檔案搭配。一名基層干部說：“有的檔案是假的。比如，根本沒有人來借書看，哪來的圖書借閱記錄，檢查又必須要有記錄，不編咋整？”
多位基層干部認為，治理力量下沉一線沒問題，但關鍵是干活的人還是那么多，牌子、板子掛上了，基層的專業配套能力及相關資源跟不上，如何更好服務群眾？只有形式，沒有內容，只會增加基層負擔。
這些宣傳板、牌大小質地不一，價格也不一樣。基層干部算了一筆賬：“墻上掛著的宣傳牌80元錢一個，小卡片10塊錢一個。一年光做這些牌子和檔案就得上萬塊錢。”
制度上墻還不算完，后面還跟著考核監督。“官僚主義水來，形式主義土掩”，從絞盡腦汁琢磨如何讓牌子更方便掛上取下，再到挖空心思捏造姓名填寫材料報表，準備迎檢幾乎成了一些地方基層工作的“主旋律”。
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員呂德文認為，為基層“解套”已經是一件迫在眉睫的工作，基層治理要返璞歸真。基層治理主要是做群眾工作的，要警惕一切為了方便上級監督，借制度和規范而施行的形式主義工作。基層治理的關鍵是提高各級政府和各個部門的政策轉化能力。
制度規矩的價值在于執行落實，制度“上墻”不是目的，“上心”才是關鍵。（記者 邵琨）（刊于《半月談》2020年第20期）
